有刑事責任 婦人擅自侵入他人住宅，所以有《刑法》第306條侵入住宅罪的適用並無疑問。
既然這個症狀稱作「減壓症」，只要是身處的環境牽扯到壓力急遽變化，都得思考如何好好與壓力和平共存。當然，人體也不例外，人體本身就是一座化學工廠，一呼一吸間，無處不是化學的作用。
10公尺的水深相當於一個大氣壓，換算下來，生活在600～1200公尺的深海中，水滴魚的環境壓力是我們日常的60 到120倍之多。像是飛機起飛的時候，飛行高度急遽增加，換言之，氣壓也會跟著急遽下降，照理來說，減壓症或多或少都會反映在乘客上。減壓症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呢？ 我們在前一章提過亨利定律，講淺一點，就是壓力越大，氣體溶解越多的現象。他以「化學之神」（的助理）的名義，秉持「化學即生活、生活即化學」的理念，想告訴讀者──只要仔細檢視生活中的一切，就會驚覺化學一直默默地助我們一臂之力，甚至也是現今科技發展的基石。但是被意外打撈上岸時，由於外在環境壓力驟然降低，水滴魚本身也沒有骨頭一般的支撐結構，魚身就像是一個水球軟爛軟爛的，無法以海底那種看似正常一點的樣貌見人，於是就被人類票選為最醜動物，實在是很無辜
——賈克－法蘭索．布隆戴《法國建築》 隱私與家庭生活是布爾喬亞階級興起的兩大發現，也自然而然發生在以布爾喬亞階級掛帥的荷蘭。此外，各文明對家具的好惡也不一致。雖然我們有做到給予補償、建立紀念碑，訂定國定紀念日，但加害者的責任在台灣社會無法追究，所以從「轉型正義」角度來看，這是很大的遺憾甚至還有欠缺的所在。
但是，我那時候想：經過40年了，國民黨還敢做這種事嗎？或者反過來說：「台灣人能夠容忍他們再做這種事嗎？」又經過40年，台灣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出國的人那麼多，和國際的交往頻繁，台灣的經濟進步這麼多，難道還要像過去40年一樣，一句話都不敢講嗎？在二二八平反運動過程中，我作為一個精神科醫生，一直覺得要恢復台灣人的信心，讓台灣人真正敢做這塊土地的主人，這才是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真正最重要與要追求的精神。雖然事後證明，當初我們在二二八平反運動提出的訴求都已實現，但現在我70歲回頭看，仍然感覺台灣社會有所欠缺，還有嚴重的缺陷尚未解決。在成立大會中，許曹德、蔡有全提案，在章程裡加入主張台灣獨立的條文，大會通過後，團體遭到國民黨當局解散，逮捕並起訴了許曹德、蔡有全國民黨當局發現他們抓了許曹德和蔡有全，似乎也沒能阻止台灣獨立的主張在全島擴散，反而激起更多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站出來抗爭。
但在現在看來，這就是「轉型正義」。我的病人常會有恐懼、害怕，但我發現他們的害怕、恐懼是不必要的，是過去的陰影在潛意識裡作祟，結果讓他的心理40年來都不健康。
結果後來蔣經國過世，李登輝上台，案子便不了了之，我才逃過一劫。雖然我們有做到給予補償、建立紀念碑，訂定國定紀念日，但加害者的責任在台灣社會無法追究，所以從「轉型正義」角度來看，這是很大的遺憾甚至還有欠缺的所在。」 我將這消息告訴海外的台灣人團體，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的彭明敏教授邀請我去美國國會報告《台灣人權白皮書》，並獲得索拉茲（Stephen J. Solarz）、裴爾（Claiborne Pell）等國會議員關切，加上鄭南榕的雜誌報導出來說「製造台獨案，要抓人權醫師」，這案子才暫時打住。過去政府所作不義的事，咱要如何追求真相。
戒嚴解除後，有許多政治受難者的前輩發起「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的組織。本來在1988 年我們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的成員林宗義教授（他是二二八受難者林茂生的公子），在南港山坡上捐了一塊地，當時我們去破土準備建二二八紀念碑，政府竟將該地列為公共設施而予以徵收。反觀，國民黨在台灣社會沒有真正道歉，只予以補償，這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這種栽贓陷害的案件，國民黨也曾用在對付黨外前輩余登發身上，國民黨抓了一個從中國回來的台商，說是共產黨交付任務要他回台找余登發，然後抓了余登發而引起「橋頭事件」。
再如，德國總理跪在波蘭土地訴說當時的不應該。募款籌建首座二二八紀念碑 推動平反二二八，是我非常堅持的信念。
當然有些人已死，但還存活的人即使已經90多歲也要面對審判。我覺得這本來就是我當精神科醫生該做的事。
但是，我那時候想：經過40年了，國民黨還敢做這種事嗎？或者反過來說：「台灣人能夠容忍他們再做這種事嗎？」又經過40年，台灣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出國的人那麼多，和國際的交往頻繁，台灣的經濟進步這麼多，難道還要像過去40年一樣，一句話都不敢講嗎？在二二八平反運動過程中，我作為一個精神科醫生，一直覺得要恢復台灣人的信心，讓台灣人真正敢做這塊土地的主人，這才是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真正最重要與要追求的精神。身為醫生，我用我認為正確的方式來治療我的患者，這沒有什麼不對，反而是該作的事。「轉型正義」中有個很重要理念就是「做錯事的人」要追究其責任，受損害、受壓迫的人要回復其權益。當時高檢署起訴書都寫好了，結果被《自立晚報》一位跑司法的記者知道，他跑來通知我說：「陳醫師，你有危險了，快想辦法化解。所以從這點來看，我認為二二八平反運動至今還有很重要的部分尚未實現，就是加害者的責任還未追究。文：陳永興 面臨叛亂罪起訴 台獨案逃過一劫 在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之後，我又遭遇一次幾乎要以叛亂罪被起訴的危險。
在成立大會中，許曹德、蔡有全提案，在章程裡加入主張台灣獨立的條文，大會通過後，團體遭到國民黨當局解散，逮捕並起訴了許曹德、蔡有全。實現轉型正義 追究加害者責任 那時我們還不會用現在說的「轉型正義」，而是講「公義和平」，或是我所說的「平反」。
除非他們（國民黨）又開槍，那我就「去了」（台語，意指死去）。當然，我認為要做就要做得到，所以我也主張自己蓋紀念碑，全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建在嘉義，就是我們自己募款所建。
我當然要幫他治療好，所以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其實是台灣社會的心靈復健與重建的一個運動。這個人被高檢署逮捕後被逼寫自白書咬我，但我根本不認識他，也沒見過面。
我想那時國民黨情治單位大概已經對我無法容忍，他們製造了一個虛構的台獨案件，抓了一位從巴西回來的台商，說他是海外台獨組織派回台灣，要來找台灣的負責人陳永興醫師。雖然事後證明，當初我們在二二八平反運動提出的訴求都已實現，但現在我70歲回頭看，仍然感覺台灣社會有所欠缺，還有嚴重的缺陷尚未解決。可是我們都很清楚地發現，許多嚴重違反人權的重大案件中，不只加害者甚至連共犯結構，都還在政府機構裡加以阻擋，讓轉型正義無法落實，連檔案資料都還不肯完全公開，怎麼有道歉認罪的機會，更不用說追究責任了但我從來沒看過這些機構內部的樣子。
如果病人活著出院，那就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們的樣子。我其實從來沒有實際調查過，接受過手術的病人中，有多少人可以再過上充實的生活。
文：威爾科．保羅 鐵石心腸—威爾科．保羅，神經內科醫生 我們為彼得的生命帶來了奇蹟，但就在我們眼前，奇蹟卻瞬間變成了海市蜃樓。但現在他經常會癲癇發作，智商再也沒辦法恢復到過去的水準，而且他還有記憶方面的問題。
他已經試過再回去讀書好幾次，但是都沒有成功，而且他身邊也沒有人陪伴。作者：艾倫．狄維瑟 譯者：黃怡雪 每位醫生與護士心裡都有位終生難忘的病人，用生命教會他們勇敢，也醫治了脆弱…… 「我現在終於明白，珍惜你所擁有的一切是多麽重要的一件事。
我終於領悟到，在工作上我早已經不知不覺變得僵化而難以碰觸：任何事都無法傷害我、沒有人能看透我，還把自己那令人厭惡的情緒都隱藏起來，讓其他人都無法干擾我。於是我們去了一趟澤蘭，我終於再度見到彼得，我們都以為他會過得很好，因為四年前我們跟他道別時的情景就是如此。」──實習婦科醫生 八十六位橫跨科別領域的醫護人員，闡述從醫以來，心中始終無法抹滅的那位病人。彼得是個19歲的學生，某天晚上在車站遭到陌生人用棍子殘暴地攻擊。
」──血液科醫生 「我終於明白，每位病人周圍都是一整個人生的羈絆，因為這樣，我變成了更好的醫生。我和彼得的相遇改變了我的一生。
直到四年前，我第一次去參訪康復之家，並在那裡遇到很可能是我們之前的病人。他們會回到家裡，如果回家後的狀況不順利，他們就會被送到康復之家或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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